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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繁荣的四庭柱

2011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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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繁荣的四庭柱

文/郑渝川

威廉·伯恩斯坦是一名精神病从业医师,拥有化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头衔,经济学只是其业余爱好。在经济学领域著书立说,也是威廉·伯恩斯坦退休之后玩票所为。孰料这一玩可不得了,他连续出版多本备受欢迎的金融理论、资产组合投资、贸易史著作,“头衔”也变成了“金融理论家”,或者不蹩脚的经济学家,远比枯坐学院固守教条的同行靠谱。
    这本《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旨在解答19世纪早期出现的引发现代经济爆发式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只出现在一些国家,在另一些国家增长态势不明显甚至与增长潮流绝缘的原因。威廉·伯恩斯坦对此设问给出的回答是,持续、无法逆转的经济增长需要具备四种制度条件: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他首先分析19世纪之前若干个曾经短期繁荣的国家、文明,指出上述四种制度条件中一个或多个缺失,造成了这些国家和文明衰落,并且,缺失多个制度条件的后果要比只存在一个“短板”严重。
    接下来,威廉·伯恩斯坦分别就财产权等四种制度条件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可或缺性进行了阐述,也同时论证了单有其中一项,国家也无法实现长久的经济繁荣。值得称道的是,有别于许多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威廉·伯恩斯坦在阐述资本(市场)一章中,提到了近代荷兰因过度沉溺于金融业务导致了衰落。荷兰在17、18世纪,其国内发达的资本市场率先推出了海事保险、退休金、年金、期货、期权、跨国证券上市以及共同基金等金融创新,还涌现出真正意义的现代投资银行。在荷兰,贷款的风险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打包出售,并以不同名目的债券形式分摊给数以千计的投资者,由此推动了利息率(资金成本)的降低,让荷兰资本家、投机客踊跃融资在海内外投资。据统计,荷兰1800年的对外投资高达15 亿荷兰盾,是荷兰GDP的两倍,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现代的金融投资大国美国,后者对外投资不到GDP的一半。金融如此发达,金融获利如此轻而易举,当时的荷兰政府和资本家没有动力完善监管体系,也缺乏风险判断,大量外部债权均落得违约结局,更关键的是,这个国家的初期繁荣并不依靠技术进步这一现代财富的伟大发动机,因而不可避免的衰落。
    近现代英国是首个同时具备威廉·伯恩斯坦所说四种制度条件的国家。英国对财产权的尊重,是这个国家自中世纪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以《大宪章》的形式限制了王权,遏制了几百年里多位国王试图扩权越界的努力。也正是因为王室权威相对衰弱,近现代英国更能宽容技术创新,除了工业革命前那些在各行业各领域起到重要奠基作用的发明创造外,这个国家还第一个系统地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农业。英国“光荣革命”不仅从荷兰引进了新国王威廉,还引入了大批荷兰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家族,并一步步规范本国的资本市场。等到蒸汽机等一连串实现交通与通信条件升级的新技术成果出现,可以说,19世纪早期的英国在全球拥有了起跑优势。对照荷兰与英国,同时期的法国、西班牙和日本却仍然面临推动腾飞发展的制度障碍,因而发展得更慢,并留下了延至现代的负面社会、文化和政治遗产。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前两部分较为清晰的回答了威廉·伯恩斯坦的前述设问,有关财产权等四种制度条件的价值意义的分析也颇为到位。正如本书中文版推荐序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宇燕所指出的,威廉·伯恩斯坦在这本书中并没有提出原创性理论见解,而是高效简洁的引述了多位经济史、贸易史、金融理论专家的名作论点,以易于被读者看懂理解的方式整合起来,成为一部“有理论一句的非小说文字”,“凭借已有砖瓦筑造出具有别具一格功能的房屋来”。
    但需要指出的是,恰恰也因为威廉·伯恩斯坦非正统经济学家的身份、全盘借用他人研究成果著述的特点,书的前两部分仍然存在一些瑕疵,譬如,第二章谈及美国财产权法治传统中专利保护体系时,作者忽略了或选择性放弃的事实是:美国在20世纪前专利保护法律政策发明的对外歧视导向,以最低成本引进来自欧洲的技术成果;又如,将英国在近现代时期的崛起繁荣原因界定为四种制度条件的具备(甚至定论称,只要有了四种制度条件,繁荣就会自然而然发生),无视当时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其发展从海外殖民地资源、市场等获得的非制度优势(英国20世纪损失了这些非制度优势,仍保留了前述四种制度条件,也无法换回的衰落了)。
    《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这本书更大的问题在第三部分——威廉·伯恩斯坦试图将前述四种推动经济繁荣出现的制度条件,进一步确定为充分必要条件(不需要其他因素),甚至是有政治正确寓意的唯一模式——这个目标暂不论正确或者谬误,远远超出了依靠整合已有文献著书立说的他的能力。书中第三部分也因此陷入颠三倒四的叙述,在发展、幸福、霸权等词汇中艰难切换,在多处论述时将“财产权”直接置换为“法治”。
    作者有意论证财产权等四种条件之外,学界重视的其他因素如民主只是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能成为进一步保证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可能会起到相反作用,举出了当今世界许多民主政体国家陷入发展困境的案例,以及一些被称为非民主政体的国家连续快速增长的情况;甚至还暗示,在保证财产权前提下实行必要专制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威廉·伯恩斯坦的这种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解,本身是忽略民主发展完善程度、民主与法治互相支撑、缺失民主的经济增长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进而葬送发展局面的恶性后果等一系列常识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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